当下，思想史书写方式的讨论已经成为学界议论的一个焦点。这一讨论影响到了这一学科的整体建设，也涉及到了与其他学科的边际关系。当思想史“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思想史“写什么”、“为谁写”的讨论纷至沓来之时
谁都知道，思想史的研究与写作是人文学中最具挑战性的。所谓的挑战性并不是“思”与“想”的尴尬，究其实质还是“思”与“言”的无法协调。这对我这样一位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而言，应该说有着深切的体认。固然，无论“思”还是“言”，它们都必须基于对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熟悉，因此在谈论“思”与“言”的关系之前，我先从新近看到的一本出自对思想史研究有素的学者的论著说起。
思想史不容易写，这是上了这条“船”的多数人的共同感叹。因而现在市面上我们看到的思想史正品并不多见，所以当我见到《民国思想史论》时，不觉眼前为之一亮。之后才是慢慢到来的“第二感觉”：作为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民国思想史的学术著作，虽然它有自己的稳重、厚实的风格，但与我个人的思想史书写方式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在阅读的过程中，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思想史原来还有这样的同仁；忧的是，思想史还要这样写下去吗？
不必遮掩，我和大华是旧识，所以这里的感言可以“言而由衷”。初识大华是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一次思想史国际学术会议上。那时，他在会议休息期间显得有些落寞，一个人端着咖啡在会议厅踱来踱去，对思想史写作之流于浮表的“议论”颇有微词。老实说，他的导向没有引起多少同仁的注意，其短短的十五分钟发言也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在走廊里一个念念有词的话语存留在我的脑海中：“思想史研究怎么可以这样撇开史料天马行空？”后来，多次国际会议频繁接触，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学究”印象：朴实、本分与宽厚集于一身。和他打交道，你不必过多地担心他言过其实、缺斤少两。中国向来有“文如其人”的说法，《民国思想史论》的沉着、扎实、稳重以及朴厚的气质弥漫其中。
如果要说《民国思想史论》的与众不同之处，我首先肯定的就是前些年学者们常说的一个话题：“有学术的思想（史）！”鉴于这一“史论”的底盘厚重，因此“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特点一目了然。 “还原历史”，亦即“描述历史现象”。《民国思想史论》架构在了稳定的“历史”体例中。以“中国向何处去：30年代思想界的争论”（《民国思想史论》，第326页。下引该书只列页码）为例，作者提出的“民主还是专制或独裁”、“‘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等命题，一开始就把出发点和切入点落定在丰厚资料的阅读上。再以第一个命题“民主”与“独裁”为例，其意义资源完全建立在《独立评论》《东方杂志》《再生》《自由评论》等历史文本的钩沉上。于是，吴景超、丁文江、钱端升、张君劢、王希和、张熙若、胡适等历史人物也就扑面而来，从而让历史的现场感、立体感、直观感、生动感跃然纸上。
当然，思想史的书写如果单单停留在史家的传统手法上，也就难以与社会史、政治史、学术史、经济史、制度史等学科拉开距离。因此，如果大华的《民国思想史论》在处处彰显出“史家风范”的同时却缺乏对历史上思想的积淀做深度解读，也就只能作无足观了。英国思想家伯林自述说“我总是活在生活的表面”，而作为思想史家的大华则用无声的语言流布出自我的感悟：“我总是活在历史的深处”！
孤证或是“只言片语”的引证并不能撑起“史”的厚重和凝重，从而也就难有思想史应具备的说服力。反过来也一样，无论思想史的支撑点或说材料支柱如何牢靠、坚固、厚重，如果没有思想家抽象的思辨、价值的提炼、理论的分析、深度的梳理，就不会有思想史的闪光点和兴奋点。有兴趣的读者会发现，“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第168页）在丰厚的史料叙述背后，处处流布着闪光点和兴奋点。“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以“论战的大致过程”、“论战的主要问题”为立论背景，从而顺理成章地演绎出“文化理论的得与失”，最后的分析与批判也点拨到了思想深处的病灶：“总之，无论是对东西文化差异的比较，还是对新旧文化的关系的看待，抑或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从学理的层面来看，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都是正确与错误并存，分开来看，二者针锋相对，构成悖论；合而视之，则又互为纠偏，彼此补充，存在着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对他们任何一方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第201页）。 将“一个方面”与“另一个方面”的两个面相同时抛出，而且进行客观、平实的分析和梳理，在经得起考验的历史性描述中凸现了当代性。于是，《民国思想史论》在近于平实的叙述中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思想”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国思想史论》中，最能彰显思想史研究魅力的判断还在不一而足的平心静气的价值推断。以“‘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批评 ”（第220页）这一节为例，作者不但没有偏袒一方、顾此失彼的“成见”或“偏好”，更没有对“新”“旧”论争双方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站在人类思想史的高度给予历史的理解、必要的宽容、现实的回答。唯其如此，方可以得出这样的真知灼见：“应该说，学衡派对新文化派文风的批评，言辞虽然有些激烈，带有明显的意气之争，甚至用一些研究者的话说，他们对胡适等人通过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而暴得大名颇有忌妒心理，但他们批评的那些现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确实存在，尽管并不都是新文化派所为。所以，学衡派的批评有它的积极意义，尤其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来说，更值得认真的思考和反省。因为当今学术界文风之败坏，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第255页）没有对历史上思想的从容梳理，没有对五四思想文化论争的沉潜思考，就难以有这样高屋建瓴的书写。
不过，一定程度的彰显并不代表我个人的心满意足。也许是我个人的性格太苛刻、太挑剔或过于追求完美。换句话说，这可能应归于我的眼高手低吧。说白了，品味《民国思想史论》，我总觉得大华在思想史的书写上吊足了每一位阅读者的胃口，读完却总有一种我心依依、意犹未尽的感觉――想长舒一口气，但那口气总上不来！
毋庸讳言，按照“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说法，《民国思想史论》无论在内容的设定，还是在观念的创新上都还是一个尝试或起点。“解释历史”与“还原历史”向来是历史学家的两条基本学术路径。但在思想史写作上，似乎两者需要一个相辅相成的互动。我们看到，大华在其“代前言”中以“要加强民国思想家史研究”中强调说：二者不止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其实落脚点和归宿点才是写好思想史的关键。这就是他所说的思想史研究者必须有“思想”。恕吾直言，我的忧虑也正在这里――这同时也是我个人不同于大华思想史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史还要这样写下去吗？
如上所述，“解释历史”与“还原历史”向来是历史学家的两条基本学术路径。在大华，可能“还原历史”构成其写作的主体，而尽管他也一再强调“解释历史”的重要，也感到了思想史需要“思想”的激活，但在这方面似乎留有余地。在学术思想上，我们反对“过度的阐释”，但这不等于阐释的多余。尤其是对一个思想史学科而言，其个性和主体性在根本意义上还是流布在“还原”基础上的“阐释”。毕竟，历史发生过的一切（史料）是共性的“存照”，是一个尘封的固定范式，所有研究思想史的人都会以此为蓝本进行“知识考古”、“谱系梳理”，只有以不同的思想史视野和方法进行理论的思想史学者才会写出个性鲜明、绘声绘色的特色之作。恰恰在这一点上，大华这本力作的“主体性”有些单薄，甚至可以说是力不从心。必须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主体性”不是历史“线索”，不是写作“体例”，也不是所谓的“主干”等等。它是一种被内化了的精神气质。应该说，一切富有个性的思想史都是具有主体性的思想史。个性化的思想史不是指语言的鲜活与否，也不是指体例安排是否得当，甚至更不是什么“一分为二”的思辨色彩，它要求的是一种潜在的、无形的的人文气质。我们口头禅上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及《道德经》上比附的“大象无形”即是这个意念。
其实，这里的意念一点也不玄乎。写思想史不是玄而又玄才好，不是故作深沉就妙！但它必须具有活生生的人文关怀：批判性、主体性、前瞻性，应该是思想史写作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不难理解，沉下来想想我们行当的所作所为就气清神定了。回眸历史的意义是什么？难道是为了在历史的废墟上自说自话？抑或是在尘封的记忆中寻找惨不忍睹的创伤？历史已经“死亡”，它本身已经不具有意义，关键是我们要赋予它意义；历史已经“过去”，它已经无法复制，关键是要我们在再现“过去”的同时激活当下、映照未来！
如果每一位思想史家希望用自己的“肉肩”担当起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守护这样一个思想史写作法则：“解释历史”比“还原历史”更重要。也正是在这意念上，我在为大华亲自搭建了《民国思想史论》的脚手架庆幸之余，更期待他能在这之后尽情发挥并显示出对“民国史”思想解读应有的分量。
（《民国思想史论》 郑大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49.00元）
